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曾這樣解釋“數字化生存”：人類生存于一個虛擬的、數字化的生存活動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人們應用數字技術（信息技術）從事信息傳播、交流、學習、工作等活動。20多年前的預測，如今已成為人們真實生活的寫照。每個人都成為網絡世界的數字公民，浸潤在數字生活中。 當代大學生成長于網絡高速發展的社會，被稱為“網絡原住民”，是網絡參與和使用最活躍的群體之一。早上登錄線上會議室，中午點外賣，下午查文獻，晚上跑完步發個朋友圈，睡前網上購物、刷社交媒體……這是大學生的普通一天，始于網絡又終于網絡，在一個個App中，他們思考、學習、生活和娛樂。

數字化不僅改變了大學生的生活方式，也塑造了他們的思考、行為方式；它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更是一種新的個體存在方式和社會群體生態。

“5G沖浪選手”們隨時保持在線，“收到秒回”成為網絡“社交禮儀”， 每隔幾分鐘就要看下手機，時間被無限碎片化。伴隨著網絡互動產生的放大效應，虛擬世界和現實社會之間的界線愈加模糊。深處其中的學生會感到自己的思想與他人的思想可以輕易相通，并在心理層面上把網絡空間視為自己思想與行為的延伸。這種延伸，是否可以替代現實空間呢？

數字化技術，讓學生面臨互動與自我調節的博弈。數字化技術讓教育力量跨越山海，走進千家萬戶，拉近了教師和學生的物理距離。在山坡上找網的女孩，靠線上教學的助力，成功邁進了高等學府。后疫情時代，頻繁被打斷的線下教學讓老師“不想當主播”、學生“不想上網課”，甚至催生“網課學困生”的群體。顯而易見，數字化技術拉開了教師和學生的心理距離。

根據認知主義學習理論，個體的學習行為并非是對刺激的簡單重復和模仿，而是要經歷一系列認知操作和信息加工系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師生交互顯得尤為重要。情感互動、思想互動、身體互動，才能讓學生保持學習的興趣。在網絡學習情境中，缺少教師面對面的監督與引導，自我調節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很容易被各種與學習內容無關的信息分心，或者在對學習內容的加工過程中無法有效運用自我調節學習策略，導致網絡學習的效果大打折扣。

“腦力流失”效應帶來認知能力的下降。在互聯網時代，手機占據了大學生的時間與精力。強大的搜索引擎帶來的便利正在鈍化他們的創造性思考，碎片化的信息正在弱化他們的深層次學習，認知資源被手機擠占，認知能力隨之被削弱。

根據得克薩斯大學的實驗，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手機已經對人產生影響。心理學家沃德博士解釋：“人們的認知資源是有限的，智能手機被設計出來時，它的理念就包含了無論什么時候，它都能在認知資源中占據優先地位。”只要手機在身邊，腦海中就會先想著它，從而降低學習記憶和解決問題的技能，這就是“腦力流失”效應。

當手機在視線范圍內時，即使意識不在手機上，但是要求自己不分心的過程，本身就已分了心。所以大家會有這種體驗：即使把手機設置成勿擾模式或靜音模式，學習、工作表現都不盡如人意。

網絡社交可能影響深層次親密關系的建立。通過社交網站，大學生可以獲得更廣泛的興趣和朋友關系，降低個體的孤獨感，但很難產生真正持久的親密關系。科學研究證明：每天使用5-8個小時手機的人中，43%的人會有情感方面的困擾。

一方面，很多大學生因為線上的社會交往忽視了線下關系的建立和發展，忽略了接觸帶來的溫暖和安慰感，容易把親人、室友變成“網友”，把最能提供緊密社會支持的關系維系于脆弱的網絡。他們獲得的是大量淺層次的親密關系，而非深層次的親密關系。

另一方面，網絡社交讓滿足孤獨的即時性得到提升以后，人對孤獨的感受閾限就下降了。比如，從前的孤獨感可能來自10天沒有人聯絡，而現在只要10分鐘沒人聯絡你就會感到孤獨，從而讓人變得更加脆弱。

正如《網絡心理學》中提到的，網絡空間是個虛擬世界，也是一個真實世界。我們期待，深處新時代的青年大學生，能夠突破“網絡化生存”的“繭房”，在網絡空間這個新的社會環境和心理環境中獲得更多智慧，創造一代人獨有的思想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