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某高校大三學生張涵、王鑫、李燕沒想到，因為想兼職掙錢，最后鬧上了仲裁庭。
　　2023年4月，此3人陸續(xù)與武漢起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起飛傳媒”）簽約，成了該公司的主播。合同約定，雙方發(fā)生糾紛如果協(xié)商不成，將通過仲裁方式解決。直播一個多月后，3人索要保底薪酬時吃了閉門羹。感覺不對勁，她們向公司提出解約。雙方溝通未果，起飛傳媒向武漢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每人支付7萬元違約金、5000元律師費以及全部仲裁費用。歷經周折，今年7月，雙方達成和解。
　　這幾名大學生的遭遇并非個案。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上以“大學生”“主播”為關鍵詞檢索到2023年公開的多份裁判文書，11份判決書中，原告是直播公司，被告是在校大學生或剛畢業(yè)的大學生。其中10份文書顯示，法院判定大學生需支付4000元到15萬元不等的違約金。
　　走進直播間想兼職的大學生，卻因合同糾紛被索要高額違約金，成了法庭上的被告或仲裁庭的當事人。保底費、簽約費中暗藏哪些玄機？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5000元保底費吸引大學生簽約
　　提起與起飛傳媒法定代表人李某溝通簽約時的情景，3人對當時李某開出的誘人薪資記憶猶新。
　　“前3個月，每個月5000元保底，另外還有5000元簽約費。除了保底收入，還有打賞提成。”張涵記得，李某當時說，“不管干成什么樣，5000元保底都能拿到”。
　　李某不認可這個說法。他告訴記者，自己不負責招聘主播。據(jù)他了解，公司與大學生是合作關系，公司要么提供簽約費，要么提供保底，不會都給。
　　對于工作內容，李燕說，當時公司人員要求她們每天直播5個小時，在抖音上和網(wǎng)友聊天。
　　這3人中，只有李燕在抖音上有1000多名粉絲，對直播有一定了解，她有些擔心完不成任務，“每天都要播，不能斷。我白天還有課，怕沒時間”。
　　對于李燕的擔憂，李某告訴她，可以晚上沒課的時候播。
　　“公司有團隊‘包裝’我們。”雖然沒有直播經驗，但張涵覺得有公司培養(yǎng)，自己一定行。
　　利用課余時間兼職，還能拿5000元保底，3人決定簽約。拿到手的電子合同共11頁，最后一頁是“合作協(xié)議項下實際投入支出確認單”。上面顯示，每人的簽約費是3.5萬元。
　　“為什么簽約費變成了3.5萬元？”李燕當即問李某。“他當時說，我的簽約費是5000元，剩下的3萬元是以后培養(yǎng)我或者租房直播的費用。我當時想，我的長相不算特別出眾，也沒什么才藝，怎么可能有這么高的簽約費？”李燕回憶，“聽到他當時說實際上只有5000元時，我感到還比較合理，就放下了戒心”。
　　聽到李某的解釋，王鑫也覺得合理，“自己的能力擺在這里，就值5000元”。
　　李某告訴她們，簽約費到賬后，需要以現(xiàn)金形式返還3萬元給他。“公司會租房子，這筆錢他出了，走的是他個人‘私賬’。”張涵說，這是李某當時給出的理由。
　　李燕沒多想，“他說要現(xiàn)金，我還以為是為了少繳點稅”。
　　既然要收回3萬元，為什么不能轉賬而只要現(xiàn)金？面對記者提出的這個問題，李某沒有正面回答。
　　在“法大大”第三方電子合同平臺，她們與起飛傳媒簽了約。簽約后，3人稱，收到起飛傳媒轉來的3.5萬元。根據(jù)王鑫、李燕提供的交易截圖，記者看到，確有3.5萬元進賬。交易備注均有“簽約費-起飛傳媒-李某”字樣。
　　錢到賬后，3人按照之前的溝通，由自己或委托同學取現(xiàn)給李某。她們提供的交易截圖顯示，均有取現(xiàn)或轉出3萬元給李某的記錄。
　　
　　張涵、王鑫、李燕3人與武漢起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簽訂的合作協(xié)議。楊雷/攝
　　門檻一道道，想拿保底不容易
　　按照約定，李燕3人用個人抖音號進了起飛傳媒“公會”（“公會”是直播平臺為便于經紀人或公司管理旗下主播的收入和運營，為其開設的管理性質賬號——記者注）。幾人提供的“公會”合作詳情頁面截圖顯示，“保底收入5000元/月”。
　　直播了一段時間，起飛傳媒運營約談了她們。
　　張涵感覺運營在“挑刺”：“我當天播夠時長了，（他們）說我播的內容不行。我把內容播好了，又說我沒找‘大哥’要打賞。我要打賞了，又說內容不達標。”
　　李燕說，運營經常拿她和成熟主播比，比如，“你看看人家直播一晚上賺幾千、幾萬，你看你一天的流水怎么這么少”。
　　李某不認為這是“挑刺”，而是公司對主播的幫助。他說，公司運營會根據(jù)直播情況與主播一起復盤，針對直播出現(xiàn)的問題給出建議。但張涵認為，有些建議很難實現(xiàn)，“他讓我搞‘擦邊’，我拒絕了”。李燕也認為，公司并沒有提什么實用建議。
　　她們的直播間每次觀看人數(shù)只有十幾人，其中還包括被拉進直播間作為“氣氛組”的同學、朋友。打賞收入更是少得可憐。記者從李燕提供的收入賬單截圖看到，她單場直播多的時候能收入100元，少的時候只有3分錢。簽約一個多月以來，她的打賞收入總計515.26元。
　　直播一個多月后，幾人索要5000元保底時，卻吃了閉門羹。
　　“我和張涵沒有完成每天5小時的直播任務，但王鑫實打實播完了，也拿不到保底。”李燕說。
　　王鑫記得，當時李某給出的理由是“直播時長不足”。她說，自己完成了每天5小時的任務，但按照李某的說法，從晚上10點播到第二天凌晨3點，不算播滿5小時，要在1天內連續(xù)播5小時才算。“但是簽約時他并沒有跟我們說清楚，第一個月我們要播完的時候，他才跟我們說這些”。
　　李某告訴記者，這種算法是抖音平臺給出的規(guī)則，“我們是按照抖音官方后臺（規(guī)則）去計算每天的時長、每個月的時長，不是說我們想怎么算就怎么算”。
　　記者撥通了抖音客服電話，客服稱，平臺沒有對時長作出過規(guī)定，具體要看“公會”要求。翻閱幾個人的合同，在“直播及短視頻任務要求”項下，提到“每月直播天數(shù)大于26天，每月不低于130小時”，沒有“每天5小時的直播任務”要求，也沒有“1天內連續(xù)播5小時”的規(guī)定。
　　協(xié)商解約遭遇高額索賠
　　由于沒有拿到保底，加之學校輔導員勸她們及早解約，于是李燕等人找到李某要求解約。
　　李某同意解約，但須每人支付3.5萬元違約金，包括5000元簽約費、租房成本、公司損失。
　　“我們已經把3萬元現(xiàn)金給你了，怎么還讓我們退這么多？”李燕當場問李某。李某告訴她們，如果按照違約條款，每人最低需要賠10倍簽約費，也就是35萬元，看她們是學生，只要回簽約時公司支付的3.5萬元，其他損失不計較了。
　　李某為她們租了三室一廳的房子，月租金4500元左右。提出解約時，她們剛入住1個多月。“如果是押一付三，房東最多會讓公司付兩個多月的房租，也就是每人3000多元。加上5000元簽約費，我們每個人花了公司8000多元，跟我們要3.5萬太多了。”李燕說。
　　看著合同中的違約條款，李燕3人妥協(xié)了。她們與起飛傳媒簽了和解協(xié)議，分3期向李某支付3.5萬元違約金。
　　
　　學生與公司簽訂的“和解協(xié)議”。受訪者供圖
　　為了籌錢，李燕、王鑫去年暑假沒有回家，在學校附近的餐館“端盤子掙了9000元”。
　　然而，3人“越想越委屈”，并沒有按和解協(xié)議約定的還款日期支付違約金。
　　沒拿到違約金的李某時不時發(fā)消息催促。“今天我跟你要身份證地址，先寄律師函，然后就直接安排法務起訴了。”“不想調解，那我就費點事，我大不了起訴。”在李燕與李某的微信聊天截圖中，記者看到了多條催要違約金的消息。
　　今年三、四月間，李燕3人陸續(xù)收到武漢仲裁委員會寄來的李某提交的仲裁申請書副本。起飛傳媒主張，每人須賠償7萬元違約金，外加5000元律師費和全部仲裁費。
　　7月17日，在武漢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斡旋下，3人與起飛傳媒達成和解。
　　“我們違約是事實，仲裁員說，開庭的話，我們大概率也得賠，可能賠更多。”李燕說，和解的條件是每人分14期向李某支付1.4萬元違約金。
　　
　　視覺中國供圖
　　主播解約是否需要支付高額違約金？專家解讀　　面對高額違約金，一些深陷合同糾紛的大學生主播不知所措，甚至自認倒霉。
　　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班小輝建議，在面對公司不合理甚至天價違約金索賠時，大學生應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違約金并不是公司想要多少就是多少”，法院和仲裁庭會根據(jù)公平與誠實信用原則，結合雙方的違約過錯和后果等進行綜合衡量。很多法院判例顯示，主播最后賠償?shù)倪`約金遠低于公司主張的數(shù)額。
　　記者梳理發(fā)現(xiàn)，多名主播通過法律途徑確認了勞動關系，維護了自身合法權益。“如果確認為勞動關系，對于解約行為是否需要支付違約金，要依據(jù)勞動合同法有關規(guī)定進行判斷。”班小輝說。
　　2022年2月，主播邱某與廣東普寧某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簽訂合作協(xié)議，后雙方因對請假問題協(xié)商未果，該公司將邱某踢出公司群聊，并要求賠償違約金。邱某選擇仲裁，確認勞動關系。2023年5月，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駁回了邱某請求。邱某不服，向普寧市人民法院起訴。
　　普寧市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從邱某與該公司簽訂的合作協(xié)議看，該公司對邱某的直播平臺、時長、收益分配、考勤管理制度等都進行了規(guī)定，符合勞動關系的法律特征，支持邱某的訴訟請求。
　　但也有不確認勞動關系的案例。2017年3月，胡某、王某、李某一起到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qū)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確認勞動關系。仲裁委認為，從協(xié)議內容看，雙方就開展網(wǎng)絡直播活動的權利和義務進行了約定，沒有訂立勞動合同的意思。雙方線下活動的收入按二八開分配，3名申請人主要在家中完成工作，無須到公司辦公場所上班，亦無須遵守公司規(guī)章制度。因此，雙方之間不符合勞動關系的特征。
　　在校大學生的身份是否影響其與用人單位形成勞動關系？記者梳理相關資料發(fā)現(xiàn)，法律并未禁止在校大學生作為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在校大學生具備勞動合同主體資格。若在校大學生與用人單位建立長期、穩(wěn)定的勞動關系，遵循用人單位規(guī)章制度、接受用人單位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工作、有明確的崗位并接受用人單位支付的經濟報酬，則雙方之間實際上建立了勞動關系。
　　班小輝認為，由于直播行業(yè)用工模式多元，其法律關系性質需要結合個案進行判定。一些大學在校生利用業(yè)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yè)，主張勞動關系較為困難。但如果大學生完成了學業(yè)課程，在臨近畢業(yè)時以求職為目的，與直播公司簽訂合作協(xié)議，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需要依據(jù)雙方具體的用工情況加以判斷。
　　班小輝說，如果主張勞動關系，主播可以依法先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主播要收集能夠證明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據(jù)，包括工資支付記錄，如銀行轉賬記錄、工資條等；工作安排的相關證據(jù)，如公司下達的工作任務通知、排班表等；工作監(jiān)督和管理的證據(jù)，如公司對主播直播內容的審核意見、績效評估等。
　　“如果已經簽的合同中存在一些體現(xiàn)勞動關系特征的內容，如主播必須遵守公司的規(guī)章制度、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和指揮等，這對確認勞動關系是有幫助的。”班小輝說。
　　湖北尊而光（洪山）律師事務所律師趙亞琴觀察到，一些主播與公司簽訂合同注明公司會包裝主播，為其提供各種資源。但現(xiàn)實情況是，公司并不會完全履行承諾。“建議主播收集公司沒有提供資源支持的證據(jù)，以維護自身權益。”
　　趙亞琴向記者提供的一份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qū)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顯示，2020年11月，樓某與湖南某傳媒公司簽約，成了該公司的一名主播。后雙方產生糾紛，公司以主播拒不履行直播義務為由，將樓某告上法庭，要求支付10萬元違約金。法院審理認為，原告違約在先，沒有按照協(xié)議約定，對樓某的形象、素養(yǎng)、技能進行評估和培訓，構成根本違約，駁回公司全部訴訟請求。